“以前被稱作黑金，如今卻被妖魔化，真是成也煤炭，敗也煤炭”。一位煤炭從業者的這句感慨，道出了行業目前所處的尷尬境地。
我國曾經依賴煤炭能源，為經濟發展提供“動力”，然而卻犧牲了環境。數據顯示，我國煤炭消費比重接近70%，遠高于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20%左右的平均值。這個數字直接造成了如今令人頭痛的霧霾問題。可喜的是治霾的政策導向正日漸清晰。日前發布的“十三五”規劃綱要中，提出將“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列為100項國家重大工程項目之一，而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明確將“加強煤炭清潔高效利用”作為2016年的八項重點工作之一。
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未來五年中，治理大氣污染要取得明顯進展，地級以上城市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例超過80%，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加強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成為關鍵詞。
環保部部長陳吉寧日前指出，控制空氣污染，“十三五”將大力推進清潔煤炭的使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已明確將“加強煤炭清潔高效利用”作為2016年的八項重點工作之一。多名兩會代表委員也表示，“十三五”治霾的關鍵，在于將重點放在一次消耗能源最多的煤炭上，提高煤炭的清潔高效利用。
本次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國家氣象局原局長秦大河表示，當前情況下，散燒煤和不清潔的煤是造成中國城市霧霾或者東部霧霾的主要原因。秦大河認為，“防治霧霾，煤的清潔利用是關鍵”。這一點得到了環保部長陳吉寧的呼應，他在參加山西代表團審議時也表示，“過去人們一說到煤炭就感覺很臟，現在要為煤炭正名，煤炭清潔利用其實可以比天然氣更環保”。
正確看待煤炭行業 清潔利用是歷史必然
煤炭支撐了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我國人均用電量從1980年的不足300千瓦時增加到2014年的4038千瓦時，煤電提供了我國75%的電力;煤炭還提供了我國鋼鐵行業能源的86%、建材行業能源的79%以及約50%的化工產品原料。
但是，在環保要求越來越高的情況下，煤炭越來越被社會看做是污染的“重刑犯”。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礦業大學副校長繆協興認為，這不是煤炭本身的問題，而是煤炭的利用環節不夠清潔。未來我國使用哪種能源決定于經濟發展的程度，但燒煤仍是目前國情下最現實的選擇。
長久以來，工業燃煤是導致國內眾多區域霧霾天氣的最大“元兇”。這一點也成為全社會共識。但對于如何有效控制工業燃煤污染的認知，一直以來卻存在偏差。業內專家指出，盡管導致霧霾的最大“元兇”是工業燃煤，但煤炭作為我國主體能源消費形式短期內無法撼動，因此包括煤炭生產、主要耗煤行業在內的眾多企業近年來均開始研發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技術。
全國政協委員、東方電氣(10.430, 0.00, 0.00%)集團董事長、黨組書記王計指出，從我國能源消費結構來看，煤炭長期作為我國的主體能源和重要的工業原料，在我國一次能源生產和消費結構中保持了較高比重，有力地支撐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的平穩較快發展。煤炭作為我國的重要能源資源，是實現能源自給的重要保障，在應對潛在的境外能源資源控制、掌握能源自主權、保障國家能源安全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十三五”期間，采用煤電新技術建設我國現代能源體系，實現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加大能源結構調整，控制煤炭消費總量是我國能源發展戰略的必然選擇，但從我國能源資源賦存特點來看，在今后較長時期內，煤炭仍是我國主體能源。由于目前環境問題日益突出，我國又是以燃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對燃煤治理已經迫在眉睫，所以推動清潔煤的發展利用很有必要”。中宇資訊煤炭行業分析師關大利告訴《中國產經新聞》記者。
全國政協委員、開灤集團董事長張文學表示，在提高優質能源比重、支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同時，應緊密結合我國能源資源賦存特點，重新審視和明確煤炭在保障我國能源安全穩定供應中的戰略地位和重要作用，加快發展煤炭清潔生產和潔凈煤技術、推進煤炭清潔高效利用。
“煤炭清潔化可將企業分散用煤轉化為集中高效清潔制氣，將難于監管的分散污染源(粉塵、焦油、硫、酚氰)的末端治理轉化為可在線監測的前端環保處理，為企業帶來社會、環境和經濟效益。其實煤炭本身無罪，在淘汰高污染鍋爐時，促進其集中高效利用，在大氣污染整治過程中尤為重要，甚至會像天然氣一樣清潔，而且不用擔心天然氣氣荒的問題”。卓創資訊煤炭分析師劉杰告訴《中國產經新聞》記者。
有分析指出，在我國煤炭市場陷入低迷，煤炭企業陷入困境的大背景下，去產能、煤企脫困、職工安置等成為了行業內的熱詞，當然，這是煤企即可需要解決的問題。但是，從長遠來看，煤炭的清潔高效利用才是行業發展的根本。
“大棒”+“胡蘿卜” 政策配套亟待落實
此前，國務院決定全面實施燃煤電廠超低排放和節能改造，大幅降低發電煤耗和污染排放，改善大氣質量。同時，國家發改委、環保部和能源局發布政策確立超低排放的電價支持政策。
然而，在煤炭價格持續走低的情況下，企業現實的路徑選擇更為復雜。實現煤炭的清潔利用，燃煤發電機組實施超低排放必須對原有的設備進行改造升級，而這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在這種情況下，資金問題是燃煤發電廠技術改造的瓶頸，也是許多企業面臨的困難。
劉杰指出，促進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在技改方面面臨資金和技術的瓶頸，在多數行業運行不景氣情況下，企業轉型發展動力已明顯不足。若國家能加大對采用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技術項目的財政和政策支持，企業才能夠更有信心，及時行之有效地落實改造。
據了解，清潔煤技術在推廣上目前也確實遇到了很大的困難，成本高昂，技術上還不成熟，捕捉到的二氧化碳如何安全儲存也令人擔憂。這使得許多煤炭依賴國望而卻步。世界煤炭協會也承認，清潔煤炭電廠比傳統電廠單元成本高出近40%。這令許多國際投資者放棄對新清潔煤炭項目的融資，轉向近年來價格輾轉下降的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發電。各國政府目前也沒有很重視這項技術，巴黎氣候大會之前，170多個國家提供的減排計劃中，僅有8個國家提到了以碳捕捉技術作為緩解氣候變化的措施。
全國政協委員、大唐集團董事長陳進認為，雖然國家對煤炭的清潔高效利用很重視，但是，隨著電力行業需求也出現下滑，發電企業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實施超低排放及節能升級改造，后期運營成本也會大幅增加。
“在推進清潔煤利用過程所遇到的困難，一是技術，二是電廠成本問題。清潔煤價格肯定要高一些，在現在電廠負荷不足，電價又下調的背景下，電廠出于對盈利考慮，肯定是意愿有限”。關大利表示，煤炭的清潔利用是一個未來發展的趨勢，也是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后的一個解決辦法。但是目前受制于電廠成本等問題，暫時進展相對較慢。后期還是需要出臺相應配套政策，促進清潔煤資源的發展利用水平。
陳進認為，雖然國家對煤炭的清潔高效利用很重視，但是，隨著電力行業需求也出現下滑，發電企業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實施超低排放及節能升級改造，后期運營成本也會大幅增加。
全國人大代表、中科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副院長王毅表示，對于炭清潔高效利用，以及污染治理通行的原則是約束和激勵機制并舉，也就是建立“大棒”+“胡蘿卜”相結合的政策體系。
一方面，“大棒”意味著淘汰不清潔用煤的產能;另一方面，未來需要在制定這一領域不清潔用煤設備工藝的淘汰標準及相應的淘汰產品目錄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淘汰落后不達標產能的時間表。“胡蘿卜”則意味著要對主動改造不清潔用煤工藝的污染企業給予一定的財稅扶持，同時針對研發推廣清潔燃煤技術的環保企業給予一定的補貼，補貼方式可按照單位產品清潔用煤量來核算。
陳進指出，國家有關部門應進一步加大對煤電企業節能環保改造政策支持力度，除價格政策外，可通過財政、信貸政策同步予以支持。
“還是希望可以通過技術手段，降低清潔煤的生產成本，更具價格優勢。電廠根據清潔煤的采購數量，可以在發電量上給予一定獎勵。目前火電也有點過剩，市場也面臨不小的競爭，這時候控制成本很重要。如果國家直接補貼的話，可以增加電廠采購意愿，但是光靠補貼，不是長久的辦法”。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市場分析人士向記者提出了這樣的擔憂。
除了補貼政策真正落實以外，進行煤炭清潔高效利用，這就意味著煤炭未來的發展需要更多的煤炭人才，人才的培養也變得很重要。據了解，我國各大高校采礦專業的發展與煤炭行業的景氣指數走勢是一樣的，近幾年的報考人數呈現下滑態勢，很多采礦專業的畢業生到煤礦就業的意愿指數也有所下滑。
對此，繆協興認為，從煤炭人才的培養角度來看，煤礦人才肯定會減少，但是之前國家對煤礦單招、對口培養這些政策還不能取消。各個高校和教育部都需要作出一些政策，來吸引考生報考煤礦相關專業，為煤炭行業的可持續發展培養一批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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