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三農”困境的病根，是將8億農民捆綁在人均不到0.1公頃土地上從事附加值極低的糧食和初級農產品生產上。免農業稅、發種糧補貼、搞新農村建設等非常必要，更重要的是改變現行落后的農業產業結構，培育自身“造血功能”和“成長機制”。生物質產業的原料生產一頭在“三農”，加工和市場一頭在工業和城市，是“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的最佳“紐帶”和“抓手”。
如果每年將可用于能源的4億噸秸稈充分開發，可得到相當于8座三峽電站發電量，并幫農民每年增收800億～1000億元；如果利用非糧低質邊際性土地種植甜高粱和薯類，可每年轉化為1億噸燃料乙醇并使農民增收1000億～1500億元；如果開發農林及加工業的有機廢棄物，可轉化為900億立方米的天然氣(相當于全國現消費量)并使農民增收1000億元。同時還可促進農村工業化、城鎮化，農村富余勞動力就近轉移就業。這種對農民、對國家功德無量的事情，應該成為“十二五”規劃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當前，對生物質能源的一個最大質疑或誤會就是怕影響國家糧食安全，但實質上非糧乙醇和生物柴油不會影響糧食安全。今年5月在北京舉行的中美先進生物燃料論壇上，我們提出了“1.5代乙醇”的概念，即以中國優勢的非糧能源作物甜高粱、薯類和菊芋等為原料生產燃料乙醇，技術成熟，設備國產，可較快形成產業化和規模化生產。薯類和高粱從來就是生產淀粉和酒的工業原料以及飼料，而不是人的口糧，是種在那些種不了糧食的低質土地上。所謂的影響糧食安全主要是一種誤解。
質疑之二是生物燃料會不會引起作物秸稈和薯類甜高粱等原料的價格上漲。隨著社會需求和商品價格而調整原料價格是一種正常的市場行為。使毫無經濟價值或經濟價值很低的秸稈和畜禽糞便等污染物無害化、資源化和增值化有什么不好？再者，在需求旺盛和附加值較高的能源產品拉動下，合理提高薯類和甜高粱等的價格，增加農民收入有什么不好？
質疑之三是國家的補貼將增多。這應是針對目前100多萬噸糧食乙醇而言，因為對成型燃料和產業沼氣至今還沒有國家補貼政策，對生物質發電的補貼也低于風能和太陽能發電。國家為發展戰略新興產業和減排，扶持與補貼是正常和必要的，各國都是如此，且力度比我國大得多。如果說國家對風能和太陽能的補貼給的只是企業，那么生物質發電和燃料乙醇成本中原料占六七成，政府對企業的補貼實際上是轉移支付給了農民。國家正在想方設法增加農民收入和縮小城鄉差距，這種補貼方式不僅增加了農民收入，還培育了農村工業，既有“魚”又有“漁”，何樂而不為？
質疑之四，生物質能源的技術不成熟。中國的生物質能源技術與國外差距并不大，且自主性強，裝備國產化程度高。相反，風能和太陽能的核心技術與材料被國外少數大公司所壟斷。此外，生物質原料分散和能源密度低等問題也是可以通過成型燃料和分布式布局來解決。
“十二五”的可再生能源規劃應為國家《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的一部分。經統一換算為標煤后，《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提出的2020年發展目標中，生物質能、小水電、風電、太陽能和地熱分別為299萬、100萬、21萬、37萬和12萬噸標煤，分別占43%、33%、7%、13%和4%，體現了以生物質能源為主導的思想。但是“十一五”期間沒有認真執行這一精神和完成生物質能源的2010年各項指標，加重了“十二五”期間的任務。
針對上述情況，提出以下政策性建議。
其一，我國油氣資源極缺，需求、缺口以及進口依存度劇增，建議在進口以應急需的基礎上，加大石油和天然氣替代進程，“十二五”規劃中可安排“加快發展非糧燃料乙醇和產業沼氣專項(或重點工程)”。
其二，鑒于生物質原料的分散性，宜發展中小規模及分布式布局的加工廠，建議發揮民營中小企業的優勢和給予足夠的政策支持。大型央企擁有資金與技術優勢，建議與國家綠色“三田”建設計劃結合，總體規模與分布式布局相結合，原料生產與地方和農業部門結合。
其三，總結“十一五”期間生物質發電的成功經驗和未能完成液體生物燃料的政策教訓，在“十二五”期間放開政策，鼓勵和支持民營中小企業參與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的發展。
其四，鑒于生物質能源亦工亦農的特點，建議借鑒國外做法，成立由國家能源局、農業部、國家林業局、環保部組成的協調領導小組和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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