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綠色經濟和綠色產業等課題成為全球各國的熱門研究方向。作為制造業大國，通過推進綠色制造來發展綠色經濟、壯大綠色產業，是我國落實制造強國戰略的重要內容之一。本文將重點分析全球和我國綠色制造發展趨勢，梳理主要經濟體成功經驗和做法，結合我國綠色制造發展需求，提出對策建議。
(一)綠色低碳成為當今世界發展的重要趨勢
綠色低碳發展，就是通過發展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產業，提升能源和資源利用效率，降低生產過程能耗和物耗，從而實現保護和修復生態環境、經濟社會發展與自然相協調的目標。綠色低碳的發展理念是任何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選擇，發展綠色經濟是促進綠色低碳發展的具體實踐。綠色經濟是一種“促成提高人類福祉和社會公平，同時顯著降低環境風險和生態稀缺的經濟”。傳統發展模式主要依靠追求數量擴張、增加要素投入來實現增長，給全球生態環境帶來巨大威脅，而綠色經濟注重實現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協調統一，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路徑，攜手合作推動經濟發展向綠色低碳轉型已成為全球共識。
當今世界，資源與環境問題是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綠色低碳發展正在成為國際發展的趨勢和潮流。特別是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氣候變化背景下，推動綠色增長、實施綠色新政是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共同選擇，發展綠色經濟、搶占未來全球經濟競爭的制高點已成為國家重要戰略。各國都在積極追求綠色、低碳、智能、可持續的發展，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綠色經濟、低碳經濟和循環經濟等概念紛紛提出并付諸實踐。發達國家紛紛實施“再工業化”，重塑制造業競爭新優勢，清潔、高效、低碳、循環等綠色理念、政策和法規的影響力不斷提升，資源能源利用效率成為衡量國家制造業競爭力的重要因素。
梳理綠色發展和綠色經濟的發展歷程，聯合國有關機構起到了關鍵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全球學術界針對綠色經濟開展了大量基礎理論研究，經過20多年的發展，這一概念和理論才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聯合國在其會議中開始頻繁使用后，綠色經濟和綠色發展理念從學術研究層面逐步走向政策操作層面。2008年，為應對金融危機，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提出了綠色經濟和綠色新政倡議，強調“綠色化”可以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呼吁各成員國大力發展綠色經濟，實現經濟增長動力的轉換。2011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又發布了《邁向綠色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和消除貧困的各種途徑》的報告。建議到2050年前，如果將每年全球生產總值的2%投資于10大主要經濟部門，可以促進全球經濟加速向綠色經濟轉型。
(二)綠色制造是一種綜合考慮
目前，國內外對綠色制造的定義有多種。美國制造工程師學會(SME)對綠色制造給出如下定義：綠色制造，又稱清潔制造，目標是使產品從設計、生產、運輸到回收處理的全過程對環境的負面影響達到最小，內涵是產品生命周期全過程均具有綠色性。我國路甬祥院士對綠色制造的定義是：綠色制造是指在保證產品的功能、質量和成本的前提下，綜合考慮環境影響和資源效率的現代制造模式，它使產品從設計、制造、使用到報廢的整個生命周期中不產生環境污染或環境污染最小化，節約資源和能源，資源利用率最高，能源消耗最低，企業經濟效益和社會生態效益協調最優化。科技部《綠色制造科技發展“十二五“專項規劃》對綠色制造的定義是：綠色制造是一種在保證產品的功能、質量、成本的前提下，綜合考慮環境影響和資源效率的現代制造模式，通過開展技術創新及系統優化，使產品在設計、制造、物流、使用、回收、拆解與再利用等全生命周期過程中，對環境影響最小、資源能源利用率最高、人體健康與社會危害最小，并使企業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協調優化。
綜合上述定義，與傳統制造模式相比，綠色制造的核心理念是產品全生命周期的資源環境考慮。我們嘗試給出綠色制造的定義：綠色制造又稱環境意識制造、可持續制造等，是一種綜合考慮環境影響和資源消耗的現代制造模式，其核心是將綠色理念和技術工藝貫穿制造業全產業鏈和產品全生命周期，通過技術創新和系統優化做到制造業發展對環境負面影響最小、資源利用效率最高，從而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環境效益協調并重。綠色制造的主要發展方向可以概括為“五化”：產品設計生態化強調，在設計開發階段就要綜合考慮全生命周期的資源環境影響;生產過程清潔化強調，從源頭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減少或避免污染物產生;能源利用高效化強調，生產過程節能和終端用能產品能效水平提升;回收再生資源化強調，使原本廢棄的資源再次進入產品的制造環節;產業耦合一體化強調，企業間資源利用效率提升和污染物減排。
(三)綠色制造是發展綠色經濟的重要基礎
綠色制造的提出可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系統梳理綠色制造發展歷程，可將其劃分為概念提出、理論體系構建、實踐應用等三個階段，從概念到理論，從理論到付諸實踐，推行綠色制造已逐步成為發展綠色經濟的重要基礎和手段。
一是概念提出階段。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正式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戰略。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了《關于環境與發展的里約熱內盧宣言》、《21世紀議程》等重要文件，可持續發展理念得到了各國政府及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在此基礎上，1996年美國制造工程師學會(SME)在《綠色制造藍皮書》中首次比較系統地提出綠色制造的概念，自此世界各國研究機構從不同角度和國情出發，對綠色制造的概念內涵進行探討。
二是理論體系構建階段。綠色制造概念提出后，世界各國紛紛開展綠色制造的理論研究，逐步形成了綠色制造理論體系。英國專家Melntk和Smith提出，綠色制造實施是一個長期的、持續改進的過程。喬治亞理工學院Bras教授提出了綠色制造工程的五個階段：末端處理與環境工程、污染預防、環境意識設計與制造、工業生態、可持續發展。密歇根理工大學Sutherland教授提出，實施綠色制造需從兩個層次考慮，即企業層和車間層。耶魯大學Graedal教授提出了邁向綠色制造的四個步驟。德國專家Burke和Gaughran提出了中小企業可持續管理的框架。重慶大學劉飛教授等綜合國內外研究，初步建立了我國綠色制造理論體系結構。
三是實踐應用階段。隨著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綠色制造從理論走向實踐。發達國家和國際組織紛紛推出綠色制造方面的政策、標準和法律。比如，ISO環境管理體系系列標準、歐盟的RoHS和WEEE指令、德國“藍天天使”綠色產品標志計劃、美國“能源之星”等產品環境認證標志等。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也把綠色制造作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解決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的重大戰略，積極進行試點示范推廣。目前，眾多跨國公司均制定了綠色制造實施目標和措施，開展節能降耗、產品生命周期評價、環境審核、綠色產品開發等具體工作。
(四)綠色產業正在成為全球經濟競爭的制高點
受益于技術成本降低和政府的積極推動，全球新能源等綠色產業近年來發展迅速，在2001-2011年間平均年增長率達58.6%。根據BP的統計顯示，2009年可再生能源占全球能源的消費比重可以忽略不計，僅僅5年時間，可再生能源在2014年占全球能源消費的比例就提高到了2%以上，考慮到化石等傳統能源的規模和成本優勢，不能不說是一個驚人的進步。
我國也高度重視發展可再生能源等綠色新興產業，近年來水電、風電、太陽能發電快速發展，無論是裝備制造還是裝機容量規模在全球處于第一梯隊，具有重要的影響力。同時，國務院《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劃(2014-2020年)》還描述了到“十三五”末期我國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宏偉藍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具體包括：一是積極開發水電，在做好生態環境保護和移民安置的前提下，積極有序推進大型水電基地建設，因地制宜發展中小型電站，到2020年力爭常規水電裝機達到3.5億千瓦左右;二是大力發展風電，重點規劃建設9個大型現代風電基地以及配套送出工程，穩步發展海上風電，到2020年風電裝機達到2億千瓦;三是加快發展太陽能發電，有序推進光伏基地建設，加快建設分布式光伏發電應用示范區，到2020年光伏裝機達到1億千瓦左右;四是積極發展地熱能、生物質能和海洋能，到2020年地熱能利用規模達到5000萬噸標準煤。
但是，在全球性增長放緩和需求下滑的大背景影響下，新能源等綠色產業在全球范圍內生產能力過剩、競爭加劇等問題逐步凸顯。隨著國際金融危機持續深化，太陽能發電等可再生能源產業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嚴冬，全球知名太陽能產業研究機構指出，2012年全球太陽能發電需求較上年僅增長5%，新世紀以來首次低于10%。據歐洲光伏產業協會預測，未來數年全球太陽能發電產業平均年增長率為20%左右，遠低于新世紀前10年動輒50%以上的增長率。與此同時，激烈競爭導致貿易保護主義上升，綠色貿易壁壘對現有貿易規則形成新的挑戰。
(五)推進綠色制造的政策手段日益強化
為更好的推進綠色發展，提升綠色制造水平，各國政府陸續推出了碳稅、碳標簽、綠色制造標準等措施，成為促進綠色經濟發展的重要政策手段。
一是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征收碳稅。碳稅(carbontax)是指針對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稅。碳稅以生態環境保護為目的，通過對燃煤、石油及其下游化石燃料產品按其碳含量的比例征稅，來實現減少化石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在歐盟，尤其是北歐的國家碳稅開征較早，英國、德國、丹麥、芬蘭、荷蘭、挪威、波蘭和瑞典等國已經開始推行不同的碳稅政策。其他發達國家征求碳稅較歐盟國家晚些，作為世界上人均碳排放最為嚴重的國家，美國目前僅有科羅拉多州的一座城市征收碳稅，加拿大某省從2008年7月起開征碳稅，澳大利亞從2012年7月1日開始施行碳稅政策。但總體看，碳稅征收是全球應對綠色發展的大趨勢，我國也在積極研究制定相關政策措施。
二是碳標簽從單純的綠色產品標志發展成為產品貿易的國際通行證。所謂碳標簽(CarbonLabel)是把產品在其全生命周期中所排放的溫室氣體數量標示出來，以標簽的
形式告知消費者。碳標簽制度原本是一種鼓勵消費者保護環境、形成綠色消費習慣的方法，從需求的角度帶動生產者提升社會責任感，設計制造更多低碳的綠色產品。但在實際實施過程中，已逐步演化為隱性的市場準入條件，這一趨勢視乎不可阻擋。自2007年以來，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等十幾個國家先后推出碳標簽制度。
三是綠色制造標準規范等對生產生活影響廣泛而深入。奧巴馬政府上臺后，將綠色制造標準作為重振制造業的重要工具，在汽車和家電等重點行業推行更加嚴格的能耗標準，對綠色節能型產品給予補貼;美國政府還與國會共同制定了綠色貿易相關法案，要求所有以美國為銷售市場的產品必須符合綠色標準。歐盟不斷強化政府的綠色采購措施，綠色產品占歐盟公共采購的比例已達到20%左右。
(六)綠色發展國際合作與競爭未有窮期
放眼未來，只有在新一輪綠色經濟和綠色技術競賽中占得先機，才能在未來的國際經濟競爭中贏得主動，綠色經濟和綠色發展領域的國際合作動向和產業競爭態勢有必要持續關注和深入分析。
一是發展中國家在綠色技術創新能力上落后于發達國家，但在相關領域的投資規模已后來居上。綠色低碳技術創新仍主要集中于高收入國家，在2006年到2010年美國統計的綠色專利中，超過6000項來自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總計僅有幾百項。但是，發展中國家在促進綠色經濟發展的投資領域已經后來居上，2010年發展中國家在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投資額首次超過發達國家，而2004年他們在這一領域的投資規模僅為發達國家的1/4。
二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合作意愿增強，但對促進全球綠色經濟發展的關切明顯不同。當前，各國在綠色發展領域的合作意愿不斷增強，國際合作發展勢頭良好，2012年6月在巴西舉行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上，近130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出席了會議。但是，由于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和當前生態保護訴求不同，發展中國家擔心過度強調綠色環保會給國內減貧努力帶來負面影響。
三是綠色發展主導權之爭導致大國博弈日趨激烈。例如歐盟原計劃從2012年1月1日起，在歐盟國家機場起降的國際航班碳排放量將受到限制，強行將航空業納入其碳排放交易體系。這一做法招致許多國家的強烈反對，美國、中國、俄羅斯、印度都對這一單邊行動予以堅決抵制。未來，歐盟與各國之間圍繞航空、航海等行業征收碳稅的博弈，必將是一場艱巨的持久戰。
四是保護主義上升，綠色貿易壁壘對現有貿易體系提出新的挑戰。在各國大力發展綠色經濟的同時，綠色貿易保護主義有增無減，既有進口產品限制措施，也存在先進綠色技術出口限制措施。同時，眾多國家實施了包括優惠貸款、補貼、碳稅、關稅等在內的鼓勵政策，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對國外或地區外產品的歧視或不公平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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