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日前公布了2016年中央財政預算，其中新增了如土壤污染防治專項預算和土地確權補助等。業內人士認為，預算的增加是國家對土壤修復治理不斷重視的體現，同時也為土壤修復行業帶來積極信號。
然而，有業內人士告訴記者，政策、市場并不是當今我國土壤修復的關鍵，治理模式不明確才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
在日前舉行的中國生態修復網第十期生態修復沙龍上，與會者一致認為，土壤修復需要頂層設計，應該根據不同土壤類型選擇修復模式，農田修復應由企業參與，選擇經濟作物提高單位產出價值用于修復;工業場地要由責任主體治理，對于找不到歷史主體的場地而言，修復只能依靠政府投入。
修復一畝地的費用在數萬元至20萬元不等，遠遠高于農田的產出價值。土壤修復的費用不可能依靠農民種糧來回報， 只有依靠企業規模化操作才能實現。
農田土壤修復要有經濟回報
政府資金引導，企業參與，選擇經濟作物提高單位產出
今年以來，我國一系列政策都直指土壤修復。“十三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將實施土壤污染分類分級防治，優先保護農用地土壤環境質量安全，切實加強建設用地土壤環境監管。同時，我國將加快土壤修復治理等新型技術裝備研發和產業化。其中，重大工程項目就包括開展1000萬畝受污染耕地治理和4000萬畝受污染耕地風險管理。
對此，業內人士認為，政策明確了土壤修復目標，特別是將此前被市場認為最缺乏盈利模式的耕地納入其中，體現出較大的政策力度。
據了解，土壤污染類型主要包括農田、礦山、污染場地等污染，針對不同的污染類型采用不同的治理模式也有差別。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劉陽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針對這3類不同類型的土壤，需要不同的治理模式。
“農田土壤修復只能來源于農田土壤的經濟回報，最重要的是選擇新的經濟作物來提高單位產出，采用回報修復的經濟手段。”劉陽生坦言，農田土壤污染的責任主體并非農民，農民恰恰是污染的直接受害者，因此農田土壤修復的資金來源應依靠國家資金引導，企業參與，在農田土地上種植經濟作物，才有修復的空間。
“現在修復一畝地的費用在數萬元至20萬元不等，遠遠高于農田的產出價值。土壤修復的費用不可能依靠農民種糧來回報，只有依靠企業規模化的操作才能實現。”他進一步解釋說，比如，企業可以把幾萬畝農田承包下來，享有一定的時間權益，通過種植經濟作物的方式來消納修復費用。
同時，劉陽生強調，農田土壤修復中要將“土壤健康”的概念貫穿始終。“土壤好比人，是生命體。如果人感冒，外在表現是打噴嚏流鼻涕，實際上是內部的生命系統出問題。為什么原有的一些植物對鎘、鉛等重金屬吸收得不多，現在卻變多?因為土壤缺少適當的營養元素和營養結構，不健康了。而在修復過程中，就需要遵循‘土壤健康’的理念來進行。”
工業場地治理一定要明確責任主體
治理模式和修復資金來源還應進一步明晰;規范低價競標市場
業內人士表示，我國由于城市內的“棕地開發”所具有的土地開發價值，工業污染場地修復略微領先于農業耕地的修復和礦山修復。
工業場地不僅市場預期巨大，而且與農田土壤污染不同，城市工業場地污染可謂“冤有頭、債有主”。責任主體明確、修復技術多樣讓工業場地土壤修復看起來并不困難。然而，治理模式和修復資金來源還應進一步明晰。
劉陽生認為，就現有的城市污染企業搬遷造成的土地污染來說，要由責任主體治理。而對于找不到歷史主體的場地而言，修復只能依靠政府投入。
記者了解到，“土十條”相關編制單位建議提取10%土地出讓收益，用于土壤污染治理，可有效解決當前土壤污染防治投入資金嚴重不足的困境。但是情況也許沒有預想得那么樂觀。
上海市環境工程設計科學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長張益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土地轉讓收益分別劃歸中央和地方，提取中央那部分相當于中央財政支付，而留給地方的那點兒錢近幾年縮水嚴重，成為地方政府賴以生存和發展的主要收入，提取10%用于土壤污染治理實現起來有很大困難。
張益認為，工業場地常見的修復模式主要有3種：一是“先修復，再出讓”，二是“先出讓，再修復”，三是“邊修復，邊出讓”。目前以第一種為主，第二種為輔，第三種試點。未來多元化的操作模式加上PPP或第三方治理的商業模式應該是發展趨勢。對土壤修復行業而言，放開市場是進一步引導市場、監管市場、規范市場、發展市場的前提條件。
此外，當前土壤修復低價中標現象普遍。劉陽生坦言：“以場地調查為例，在評標過程中，我發現絕大部分都是低價競標。以山東某項目為例，地方政府的評估價在48萬元，其中成本價40萬元，利潤8萬元。而有企業報價只有20多萬元，最后中標價竟然只有15萬元。”
場地調查競標價格低于成本價，數據的真實性、可靠性就備受懷疑。“只有抓準數據，才能為后續的修復方案提供科學依據。如果一塊工業場地做土壤調查成本是100萬元，那么一分錢不能少。同時，檢測數據要上網公開，隨時接受抽查，如果某些數據不達標，檢測機構要承擔法律責任。”劉陽生表示，這么做其實并不難，可以通過核算檢測機構有多少臺儀器、多少人，一年滿負荷運轉能做多少數據來實現。“如果一年只能做1萬個，卻做出兩萬個，他們就需要作出說明。”
對此，張益表示，土壤修復項目從監測、場地調查、方案設計、工程實施、項目驗收、土地開地等環節，都要“公開、公平、公正”的招投標，不搞暗箱操作、內部安排、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
礦區修復要注重風險管控
要阻止污染物再次遷移轉換，保證對人體健康、水體沒有影響
礦山的土壤修復模式有別于農田和工業場地。據了解，由于礦山遠離人群，雖然存在危險源，但是沒有暴露途徑，因此只要對人體健康、水體沒有影響，那么就可以采用風險管控的方式進行修復。
“礦山修復可以對土壤表層進行固化和生態修復，讓污染物不再次隨著水體遷移轉換，只要不影響人群就達到了修復目的。如果對水體有影響，就要把污染地塊封存起來，比如在上面種樹種草，切斷污染途徑。只要周圍沒有人群，沒有飲用水源、不影響地下水源地，這種修復成本是最低的，也最有效。”劉陽生說。
記者了解到，在當前的礦山土壤修復市場中，一些參與企業的修復思路還不夠明晰，甚至有些企業的修復目的和方案本身就存在錯誤。
在本次沙龍上，業內人士還強調，土壤超標和污染有一定的區別。尤其在高背景值或礦山周邊地區，重金屬的本底濃度較高。如歐洲的英國大部分地區，中國的西南地區等。“真正顯現生態風險的是有效態部分。因此，研究重金屬超標地區土壤的生態風險控制，是目前非常重要的一個研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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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標準應重在風險管控
專家建議，應不同于一般環境質量標準，很多原理還有待研究
“土壤標準的制定不能操之過急，要科學決策、科學管理、科學實施。”在日前舉行的中國生態修復網第十期生態修復沙龍上，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劉陽生如是說。
他坦言，現有的土壤質量標準的制定是按照環境質量標準的方法來做，而土壤標準要做的應該是風險管控。
“水、氣是污染物排放濃度控制和總量控制，土壤標準的制定與水、氣不同，其核心是把污染源點搞清楚。”劉陽生表示，由于國家標準具有強制性，因此如果不建立在科學研究上，則面臨很大風險。這會導致在一些地區不該修復的土壤被強制修復，不僅花費大量資金，還很可能造成二次污染。比如，現在不少農田土壤修復使用5%甚至10%比例的藥劑，而這些藥劑都是美國EPA證明會污染土壤、不適用農田的。
當問及土壤標準制定最關鍵的問題是什么時，劉陽生認為，現在很多原理沒有研究透徹。“我曾經采用同樣的方法在江西省和湖南省修復鉛和鋅污染的農田。江西省的農田土壤修復后，糧食作物是安全的。但是在同屬南方的湖南省，反而促進作物吸收鉛和鋅。這就跟農作物的品種、氣候條件有密切關系。”
據了解，我國南方土壤pH值是5.0～6.0，北方則是8.5～9.5，不同的氣候、土壤條件下標準不應“一刀切”。“ 在pH值為8.5～9.5的土壤中，鉛和鋅幾乎全都鈍化，土壤中含量微乎其微，但是植物中這些重金屬元素仍然超標，這是由于植物本身的生理特征。土壤是生命體，不是固體廢棄物，有生命力會轉移重金屬。”劉陽生說。
此外，業內人士認為，一定要把土壤污染物、土壤質量標準，土壤健康風險，人體健康風險的關系向公眾傳播清楚。“土壤中元素超標不一定就是土壤污染，土壤污染不一定有風險，有風險不一定讓人體健康受到傷害。”
在這次沙龍上，中國首個土壤修復眾創園區易修復•眾創空間同時建成。這一平臺旨在為土壤修復行業提供技術創新轉化、產品孵化、項目對接、人才培養，互動交流的線下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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