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期望，各項法規的推行落實，能夠成為破解我國環境困境的利器。不過僅靠罰款、關停并轉等行政手段并不足以解決所有問題，通過價格、稅收、排污權交易、綠色信貸等市場手段配置資源，鼓勵地方政府、企業自覺加強環保，應得到同步加強。
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將于明年起施行。近段時間，《環境保護按日連續處罰暫行辦法》、《實施環境保護查封、扣押暫行辦法》等4個配套文件面向全社會公開征求意見。
在霧霾頻頻襲城的背景下，4個配套文件被視作執行好新環保法的“鐵拳鋼牙”。公眾期望，各項法規的推行落實，能夠成為破解我國環境困境的利器。不過，仍需意識到：僅靠罰款、關停并轉等行政手段并不足以解決所有問題，通過價格、稅收、排污權交易、綠色信貸等市場手段配置資源，鼓勵地方政府、企業自覺加強環保，應得到同步加強。近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推進政府向社會購買環境監測服務，就凸顯了我國政府利用市場機制解決環保問題的重大意識轉變。
以懲罰思維治理環境，短時間內或立竿見影，但長期效果卻十分有限。因為企業和地方政府作為“理性經濟人”，會計算邊際效益和邊際成本，采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一些企業家會權衡守法和違法的成本與收益，在只有懲罰而缺少獎勵的情況下，容易出現“花錢行賄”或繞開監管等方式逃避;一些地方在經濟增長、財稅激勵等考量下，容易采取犧牲環境的發展行為，從而出現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等現象。即便監管部門嚴守職責、雷厲風行，面對基層大量“散而亂”的企業主體，監管成本之高也是長期難以承受的。
很長一段時期，人們普遍認為“不應把環境問題貨幣化，因為它是無價的”，要更多從勸告、懲戒等角度保護環境。沿襲傳統思維，就無法建立一套激勵市場有效配置環境資源的政策體系。直到上世紀90年代，人們才認真看待經濟杠桿在減少排污中的積極作用，認識到在實施保護公共資源手段時，獎勵的有效性并不亞于懲戒。我國環境保護的嚴峻現實也告訴我們，僅僅靠懲罰難以達到可持續環保目標。目前，我國保護環境的經濟手段相對缺乏。相關政策體系應按照市場規律，運用價格、稅收、財政、信貸、收費、保險等經濟手段，基于利益調節或影響市場主體的行為，以市場機制激發經濟參與者的“利己心”，促進總體環境經濟福利。
第一，要以法治思維為基礎，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比如，不能采用低效手段使用征收的排污費，而應采用科學績效評價等市場機制來配置。
第二，運用補貼、矯正性稅收政策彌補環保產品的市場機制不足。如秸稈回收可能難以實現經濟利益，但可依據環保價值大小進行適當補貼，提高其在市場的吸引力。
第三，利用價格工具實現環保成本分擔、引導環保生活方式，按家庭垃圾產生量承擔不同的費用，推廣階梯水費、低價節能燈具等。
第四，明確產權關系，建立完善環境保護的交易市場，如碳排放、排污交易、使用者付費，鼓勵企業加大環保投入和環保技術創新。
第五，利用財稅工具等，強化政府在技術創新驅動環境保護中的主導作用。如：加大對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技術研發的支持，制定環保標準推廣技術等。
第六，利用財政資金購買企業的環保服務，推行污染第三方治理，實行環境污染治理的專業化、社會化服務。污染第三方治理是指政府或排污單位以合同的形式，通過付費將產生的污染委托專業化環保公司治理。如用紡織印染企業的水處理設施處理城市污水等，既調動了企業積極性，又減少了政府成本。此外，以信貸、保險等金融手段培育綠色企業，提高生態指標在官員政績考核中的比重，以財政轉移支付建立合理生態補償機制等，都應納入政策選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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