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營成本的不斷攀升正在要我們這些中小企業的命。”曾經向記者抱怨環保成本越發高企的云南個舊某有色廠商近來越發感受到電力成本給企業帶來的壓力。
去年開始，煤價上漲帶動與煤炭相關產業的連鎖漲價，使得涉電行業的生產成本升高，用電成本較高的大工業用戶壓力陡增。
該廠商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電力成本占到了企業總成本的四成左右，已經成為不可承受之重。曾在大唐電力工作的恒豐銀行研究院商業銀行研究中心負責人吳琦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用電成本已經成為鋼鐵、冶金、石化、造紙等實體經濟企業成本高企的主要因素之一。
事實上，對于電力密集型行業，如鋼鐵、有色、化工、建材等，由于單位產品或單位增加值的電耗非常高，電能產能占總生產成本的比重較高，因此對其行業生產成本或競爭力的影響很大。
自發電節約成本
第一財經記者走訪一些高電耗企業發現，目前生產一噸電解鋁大概需要耗電13000~14000度，一噸電石耗電則要高于3000度。上海鋼聯有色事業部經理李旬曾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電力成本占到電解鋁行業的成本比例大約45%。正因如此，國海證券有色分析師李帥華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在電解鋁行業中大概有七八成的企業都在選擇自發電來對沖成本的上升。”
上海鋼聯高級研究員任竹倩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在鋼鐵行業，電力成本占到煉鐵煉鋼成本的比例達到5%~6%。因此通過自發電來降低成本在鋼鐵行業同樣并不鮮見。方大鋼鐵集團財務總監徐志新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鋼廠現在都有余熱發電系統，有些企業自發電自給率甚至可以達到60%以上。
其實早在2011年，山東省就已經有179家企業建立了自己的企業電廠，裝機容量達到798.9萬千瓦，以緩解工業用電成本較高的壓力。華北電力大學教授袁家海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在山東，魏橋集團、信發集團和南山集團都是比較典型的自發電企業。
由于企業用電量大，濟南圣泉集團同樣選擇用自發電的形式來降低用電成本。圣泉集團總裁辦公室副主任柏興澤告訴第一財經記者，2016年圣泉集團共用電1.1567億千瓦時，其中自己發電5345萬千瓦時、購電6222萬千瓦時。通過自發電，圣泉集團在2016年節約成本近2000萬。
吳琦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從燃料來源來看，我國企業自備電廠可分為兩類，一是利用生產過程中的余壓余熱的尾氣進行發電，比如鋼鐵、冶金行業，通過自主設計、自主運營或者合同能源管理方式進行，也是國家比較支持的方式;二是跟傳統火電一樣，自主采購燃煤進行發電，但這種自備電廠裝機規模相對較小。
“魏橋模式”復制難
通過自備電廠來緩解成本壓力并非新近才出現的一種現象。袁家海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經濟發展開始加速，基本建設資金特別緊張。在電力行業，以政府為主的投資主體根本滿足不了經濟發展對電力快速增長的需求。不少地區高昂的電價和頻繁的拉閘限電，嚴重影響了企業正常的經營秩序，尤以石油化工、鋁業、冶金、造紙、煤炭為代表的高載能企業為主。在各行業嚴重缺電的情況下，國家出臺政策鼓勵“多家辦電”。在此背景下，山東等地的高能耗企業紛紛開辦自備電廠，解決公有電網電力供應不足、可靠性不高或者用電難、用電成本高等問題。
與很多大型生產企業一樣，地處山東濱州的魏橋集團也建有自備電廠，但不同的是魏橋集團的電廠不但為本集團旗下企業供電，同時也通過自建電網向其他企業供電。
據記者了解，早前幾年，魏橋集團曾與國家電網下屬山東電力公司發生過多次激烈的沖突，其中既有在政府層面的“文斗”，也有在田野間的“武斗”。
但由于山東省政府的支持，魏橋模式不但得以繼續存在，而且正在不斷壯大。而魏橋集團的模式很大程度上也是對國家電網壟斷提出的一種挑戰，然而由于電價事關廣大普通老百姓，關系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改革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在對電力體制改革方面自然謹小慎微、高舉輕落。
目前來看，魏橋模式可否復制全國從而帶來電力破局的切入口尚不得而知。有多位電力行業人士認為，魏橋模式僅僅是個例，如果沒有政府的支持和商業力量作基礎，魏橋模式在其他地區難以復制。福卡智庫首席經濟學家王德培曾經表示，模式移植成功與否的偶然性極大。一旦被歸納總結為普適性的“模式”，其靜態性與時代的變化之間罅隙會越來越大，直到最終完全脫節。
自備電廠審批趨嚴
雖然魏橋模式復制推廣尚顯“前途漫漫”，但各具特色的自備電廠早已遍地開花。前些年，國家對自備電廠規劃和運營缺乏相應的政策法規，因此部分地區和企業以提高發電能力、降低用電成本、發展循環經濟、熱電聯產等名義建設了一批裝機較小、效率較低、排放較大的自備電廠。
隨著我國用電需求進入中低速增長的發展階段，加上國家對自備電廠管理的規范化和趨嚴化，吳琦告訴記者，未來自備電廠的經營空間將受到進一步壓縮。
這個觀點也得到了業內的認同，從事能源投資的南方某集團負責人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由于碳減排等因素影響，由發改委負責審批的自建電廠項目目前已經很難拿到批文。而且明確規定自備電廠所發的電不能上網，只能自用。這對于類似于魏橋集團這樣發電富裕的企業來說無疑意味著資源的浪費。
此外，隨著我國節能減排政策和新電改的推進，自備電廠將面臨越來越大的政策和法律風險。吳琦表示，目前來看自備電廠大都裝機規模較小，比如山東很多自備電廠裝機低于5萬千瓦，燃燒效率較低，環保不達標，屬于國家明令淘汰的落后產能的小機組。而有業內人士明確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建造一座30萬千瓦的火電廠成本在30億元左右，由于建造大型電廠的每度電價成本低于小火電廠，因此目前政府基本上已經不再批建小電廠。
除了節能減排的考慮，很多自備電廠明顯缺乏經營資質，繞過了國家正常審批程序，屬于未核先建、批建不符、越權審批等違規建設項目。國家電監會曾經表示，許多自備電廠未取得發電類業務許可證，屬無證經營。
盡管面臨諸多問題，但是在袁家海看來，國家對自備電廠的定位不應是簡單的否定、取消或者限制。“自備電廠是我國火電行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為工業企業生產運營提供動力供應、降低企業生產成本的同時，還可兼顧周邊企業和居民用電用熱需求。”從這個角度來看，對于自備電廠加強和規范管理當是應有之義。
事實上，隨著自備電廠裝機規模持續擴大和火電行業能效、環保標準不斷提高，“進一步加強和規范自備電廠監督管理，逐步推進自備電廠與公用電廠同等管理，有利于加強電力統籌規劃，推動自備電廠有序發展。”袁家海補充道。
吳琦也對記者表示，自備電廠要加快升級改造，包括節能節水改造、脫硫脫硝除塵等環保改造、設備的智能化改造，減少對電網運行和電能質量的影響，提高運行效率和節能環保水平。
從目前國家出臺的政策來看，對于自備電廠的監管更多還是從煤電領域入手。比如2015年11月30日，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公布電力體制改革配套文件之一——《關于加強和規范燃煤自備電廠監督管理的指導意見》，明確了未來自建電廠的發展規劃和運營。這就陷入了一種思維盲點，就是自備電廠更多還是沒有考慮從新能源入手。而盾安新能源相關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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