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還在組織行業測算，看能不能達到新排放標準。”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下稱中電聯)有關人士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
被火電業內稱為“全球最嚴”減排標準的《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距2012年開始實施已沒有幾天。該標準自2011年7月底頒布，便震動中國火電行業。與2003年標準相比，新標準對污染物排放濃度的限值要求甚高。在征求意見稿階段，中電聯曾發表過不同意見，但從環保部和質檢總局最后發布的新標準內容看，其“抗爭”并未明顯奏效。
“還會和有關方面溝通一下。”新標準已成事實，作為行業代言人，中電聯仍未放棄最后的努力：“現在國家發改委和能源局從經濟運行安全角度出發，都非常關注這件事；我們也會再和環保部溝通，但要拿出詳細的測算結果，要擺出事實來”。
這些“事實”包括以下內容：基礎資料和詳實的測算數據，包括成本、改造時間、以及改造停機對電力調度和供應的影響等。
留給中電聯的時間已經不多。中電聯有關人士對繼續溝通不樂觀——雖然測算的最后結果還未出爐，但97%以上電廠要進行減排改造已是定局。
新的《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意在重拳推動節能減排。
“環保要求越高，電廠能耗就越高；設備增加，廠用電自然多，煤耗自然提高。”中電聯有關人士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在任何情況下都要達標，這本身不一定科學，是不是都有必要？”
“大面積脫硝要消耗大量的氨和催化劑，全是優質煤和天然氣制造出來的。”上述人士表示，很多脫硫裝置剛上馬一兩年就被拆除，既大量浪費水泥、鋼鐵，也加劇污染，何況融資至今沒有著落。
曾鳴華北電力大學教授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根據國際慣例，一個新標準的出臺，既要對社會產生正面影響，也同時應有相應政策對當事人進行配套。“如果沒有配套，光有標準，不執行也得執行，就可能不太公平”。 “不能光出題目，還要相應的給出路。”一位火電企業資深人士建議財政設立減排基金，“把一些對高污染企業的罰款集中起來，給火電企業一些切實可行的資助，或提供低息貸款，或采取減排多少之后給予獎勵的辦法”，“不能只是處罰，也要增加正面激勵”。
曾鳴則認為，配套措施除了包括獎懲，也應包括其他手段。如因為脫硫、脫硝、脫汞帶來運行成本提高部分，或進入電價，或國家采用別的辦法來補貼。
“采取節能發電調度也是一個辦法。”曾鳴說。
所謂節能發電調度，是一種新的電力調度方式，顛覆了原來按同類型機組相同平均利用小時數分配發電指標的計劃調度模式，實行按機組能耗和污染物排放水平由低到高排序的模式，使得節能低排機組多發電。
節能發電調度，可以把火電的外部成本內部化，受到了高效環保大機組的歡迎。
但中電聯一資深人士對《財經國家周刊》表示，此項機制尚需理順，“因為節能發電調度對電網利潤有影響，以前誰電價低就優先調度誰，電網購電成本最小化；但現在最清潔的水電和新能源波動較大，給調度帶來困難，也增加了工作量，電網效益也受影響”。
業界普遍認為，節能減排的途徑多種多樣，強制性標準只是辦法之一。目前，有三種公認的減排路線：
一是管理減排，強制性標準即屬于管理減排的其中一類，節能發電調度也在其中。
第二類是結構減排，其可以從兩面入手。既可以在需求側改變用電結構，降低高耗能產業比例，增加排放較少、產值較高的第三產業比例；也可以在發電側調整結構，削減排放較大的化石燃料發電項目，增加可再生能源發電項目。
最后一類是技術減排，即通過技術進步，提高各種用能設備和發電設備的效率，減少能耗和排放。
“其他行業，很可能會把電力減排的成果吞噬掉一些”。曾鳴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節能減排是個系統工程，光在某一個點或某幾個點上，定出高標準、花大成本節能減排，但另外部分卻不配套，整體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僅就電力系統本身而言，發電只是其中一環，發電燒燃料要排放，輸配電線損增加會增加排放，下游的需求側管理搞得不好、浪費電嚴重時，都相當于排放在增加。
曾鳴正在參與編制《中國低碳電力系統發展規劃》，包括發電、輸配電和用電等各個環節。“整個規劃互相牽制，有很多技術上、管理上、經濟上和財稅上的措施，有政策也有標準，發輸配用諸多環節都需要聯動”，“火電排放標準，只是其中具體的一個標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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