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關部門專題研討如何界定煤炭企業哄抬價格、謀取暴利的判斷標準，筆者認為，改革開放40余年，中國煤炭、火電領域不斷推進市場化改革，電煤-煤電環節基本形成多對多、高集中度對高集中度、高國資國企比重對高國資國企比重的市場格局，輔以動力煤長協雙軌機制，各方面信息相對公開可比，雙方企業長期協作、行為總體自律，煤炭暴利的空間是有限的。
但在2008-2012年以及2021年，中國均出現了典型且類似的煤炭暴利事件，并由此引發電荒造成巨大社會損失與影響，有必要從觀念上、從體制上進行檢討，以利于合理判斷與應對。
煤炭暴利的不正常性
2008年電荒之前正常年份的2003-2007五年，電煤年均價格為400元/噸，煤炭行業年均利潤553億元;而2008-2012電荒五年，電煤年均價格723元/噸，煤炭行業年均利潤3179億元，平均每年利潤跳增2626億元，五年累計額外獲利顯著超過10000億規模，相當于對每一個中國人憑空收了700多元資源稅。
2021年電荒之前正常年份的2017-2020四年，電煤年均價格591元/噸，煤炭行業年均利潤2725億元;而2021電荒僅僅1-10月，電煤平均價格已達1049元/噸，煤炭行業全年利潤預計5000-6000億元，當年額外獲利大約3000億元，向全國人民“收稅”的歷史即將重演。
由此，短期+巨額的利潤跳增，煤炭暴利具有顯著的不正常性。
煤炭暴利的不合理性
2008-2012電荒五年，煤價走勢在《中國式電荒的演進與應對》一書中被描述為“煤價跟著油氣走，國內跟著國外走”，在“BP能源統計”中所記錄的過山車數據，則顯示煤價上升或下降均非源自成本的巨幅增減，而更多是金融屬性的凸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大宗商品從全球過熱到被迫去庫存，中國四大高耗能產業用電量占比驟降5個以上百分點，全社會用電量甚至出現月度負增長、用煤需求亦大幅萎縮，但煤價卻依然隨國際行情而暴漲、摸高突破1000元/噸，顯然絕非供需關系的合理體現，市場已失靈。
2021年同類電荒重演，國際金融危機-能源危機為國內煤價脫離成本、放飛自我再次提供了機會與借口，國內電煤價格與國際走勢的起步時間、過頂時間、漲價幅度，甚至降價幅度均呈現高度的隨動特征、亦步亦趨：6月底7月上國際煤炭代表性的理查茲/歐洲三港等開始持續上漲，秦皇島典型煤價則經7-8月份盤整醞釀、8月18日左右(支撐過夏季高峰之后)開始不可遏制地沖擊尖峰;至9月底10月初理查茲/歐洲三港等煤價相繼到頂，歷時3個月分別上漲了2.4-2.8倍，秦皇島典型煤價則在國內國際壓力之下10月18日左右到頂、沖頂拔尖2個月上漲了大約2.5倍;而從頂峰下降至今，理查茲/歐洲三港等已下跌了41-55%不等，秦皇島典型煤價則下降了約58%，經歷了幾乎一模一樣的過山車行情。另外，7-8月平均火力發電量5204億千瓦時的用煤高峰期尚未出現電荒，9-10月平均火力發電量4348億千瓦時的用煤低谷期卻出現大面積電荒，這是不正常的，從2020年煤炭均價577元/噸飛漲到摸高2600元/噸，這是市場失靈情況下明顯背離供需關系的“哄抬”。
由此，脫離成本+背離供需，煤炭暴利具有顯著的不合理性。
煤炭暴利的不正當性
煤炭，安睡于地下是資源，經開采洗選是商品。買設備、雇工人等各種成本投入，所得回報即為合理利潤。但這種沒有任何成本支撐、僅是追隨國際行情而坐地起價，則屬于典型的資源溢價——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九條：“礦藏等自然資源都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則此資源溢價，不僅不應由煤炭企業占有，甚至不應由當地政府獨占，而理應由中央政府代表全體國民來行使所有權、使用權、處置權、收益權。如果僅是小幅波動、小額溢價，也許尚可由煤炭企業及當地政府自行掌握，但當此筆財富達到千億、萬億規模時，則顯然有必要依據憲法來處理。特別是2008、2021年兩次出現這樣大規模資源溢價的同時，都出現了電廠虧損、大范圍電荒、國民福利與國家經濟秩序受到嚴重損害，因此這種煤炭暴利的本質就是對于資源溢價的不當侵占——而這筆溢價恰是需要拿來補貼補償補救下游企業及廣大消費者的，而絕不能成為個別企業、個別行業、個別地區的飛來橫財。
另外，如果說2008-2012年那輪電荒時，上萬億資源溢價流落于私人煤老板之手，若非專項倒查、已經很難一一追索。那么，歷史翻頁至2021年，當絕大多數煤炭資源已經由國資國企掌控的情況下，還有什么理由重復那些私人煤老板哄抬物價、謀取暴利的行為?
煤炭暴利的治理策略
綜合前述，從2008到2021年，兩次典型且類似的煤炭暴利事件，均具有顯著的不正常性、不合理性、不正當性，并由此引發電荒造成巨大社會損失與影響。而重復出現這樣的暴利事件，首先在于觀念上，從普通百姓到中央政府，對于資源溢價仍缺乏應有的認識;其次在于體制上，對于資源溢價既沒有有意識的行使權力、善加運用，對于相關損失方也缺乏應有的補貼補償補救，更缺乏應對危機的殺伐決斷。時至今日，很多涉煤主體對于本輪電荒依然像闖禍的孩子一樣“一臉無辜”，仍將煤價從577元/噸飛漲到摸高2600元/噸視為一種正常市場行為，甚至還在惦記著“以短期沖高2600，換取長協調價漲價”“因曾到達過2600，降到1000也算做奉獻”“電價漲20%、煤價也要追著漲20%”等。
當然，在我國現有政治經濟社會條件下，在電煤-煤電產業現有格局下，這類煤炭暴利其實是完全可以，也完全應該得到有效治理的。其主要策略可以包括：
一是近期抑制暴利、應對電荒最合理、最簡捷、最有效的對策，就是旗幟鮮明要求煤炭國企履行責任，作為政治任務，一周之內將煤價直接回歸2020年水平。
二是對于2021年已經出現的3000億規模煤炭暴利，向涉煤主體收取暴利稅或特別收益金，轉而由中央政府有差別地補貼下游企業及消費者。
三是對于9-10月間抬價、限產、囤積、炒作的行為，對于煤炭國企人員與銷售、儲運、期貨證券、數據分析等機構合謀串聯、利益輸送、親友關聯等情況，開展專項整治。
四是與2008及2021年類似的國際金融危機-能源危機大概率將更頻繁地出現，在傳統產能產量管制的基礎上，應加強宏觀經濟運行監測，設置異常評判指標，及時出手管控價格異動。
五是目前535元/噸(可浮動)的長協指導價恰是煤-電產業均衡點，應進一步擴大長協覆蓋范圍，同時加強煤-電雙向的履約監管、鞏固煤電協同。
六是隨著低碳化發展，對于越來越多趨向于儲備性、調節性、應急性、兜底性資源、產能、設施角色定位的煤電-電煤企業，應提供容量(產能)補償機制，并及時調整經營考核模式。
總之，2021年，當我們再次面對與2008年高度類似的外來沖擊，電荒的歷史不應再重演，至少絕不應再拖延5年，中國完全可以充分發揮煤炭資源+國有煤企+黨的領導這三大優勢，完全可以做到不漲或少漲煤價，完全可以盡力避免電荒。煤炭不是鐵礦石，中國擁有足夠的物質基礎+組織基礎+政治基礎，完全可以像俄羅斯一樣控制住(氣價)煤價-電價，完全可以像應對新冠疫情一樣“風景獨好”，完全可以不像印度一樣陷入煤貴電缺的窘境，完全可以借本次國際危機進一步擴大中國制造的優勢。(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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