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質上說，發展循環經濟就是在生產、流通、消費、分配的每一個環節實現廢棄物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實際上就是廢棄物資源的有效配置問題。基于此，本文以界定廢棄物是以資源為前提，從微觀經濟學角度，通過探討廢棄物資源有效配置機制，透析當今資源短缺和環境惡化的制度根源，尋求實現廢棄物資源有效配置即發展循環經濟的制度切入點――綠色經濟制度體系，以期為循環經濟的發展奠定經濟學理論基礎。
一、廢棄物是一種“因多而少”的間接稀缺性資源
廢棄物是人們在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經濟行為(包括生產、流通、消費)過程中產生的，只是生產和生活產品物質和能量形式的轉換，是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的一種形式。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人民消費水平的提高，人類在生產、流通、消費過程中，常常需要面對廢棄物的“二多”問題：潛在廢棄物(通過集約化經濟活動可以避免的廢棄物)和前端廢棄物(已形成但并未進入廢棄物處置場的可回收利用的廢棄物)多；末端廢棄物(進入末端廢棄物處置場的廢棄物)經過處置后排放到生態環境中的污染物多。而這“二多”必然導致：自然資源的稀缺性不斷加劇：生態環境容納力愈來愈成為稀缺性資源。
由于傳統單向流動的經濟行為所產生的潛在廢棄物和前端廢棄物多，自然資源的利用與回收率低，末端廢棄物經處置排放到環境的污染物多，在同等技術條件下，要使人類經濟活動滿足一定量的社會需求，就必須消耗更大量的自然資源。而經濟活動中產生的潛在廢棄物和前端廢棄物多，又加劇了末端廢棄物的總量，在相同的資源化處置技術條件下，排入到環境中的污染物就更多，這無疑給本來就稀缺的生態環境容納力帶來了更大的壓力，必然使生態環境容納力成為更加稀缺的資源。
二、“雙失靈”導致廢棄物資源的配置失效
1．廢棄物資源配置的市場失靈
根據微觀經濟學基本原理，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在一系列理想假設條件下，是廢棄物資源在不同用途之間和不同時間上配置的有效機制，也就是說，正常市場機制可以實現廢棄物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但是在現實經濟活動中，這些理想假設條件往往無法滿足，市場機制就不可能完全實現廢棄物資源的有效配置，必然產生廢棄物資源配置的市場失靈。就廢棄物資源來說，最嚴重的市場失靈包括：
廢棄物資源產權不明晰
產權經濟學認為，市場機制正常作用的基本條件是明確而專一的，且可轉讓和實行的產權。產權是有效利用、交換、保存、管理資源和對資源進行投資的先決條件。
一般來說，廢棄物資源往往沒有明確的定義、非專一即多重產權、不安全、不能執行、不可轉移的產權不明晰特征。如生態環境容納力的產權就不明確，而且多重產權，這就必然引起隨地傾倒廢棄物的短期行為，而不追求廢棄物處置的高效資源化。又如政府宣布廢棄物分類收集法規以及廢棄物收費制度，但或者僅是說說而已，或者收費低于治理廢棄物的費用而使經濟行為主體寧可交費也不愿采取行動治理廢棄物，致使廢棄物資源產權難以有效實行。
廢棄物資源市場不完善
首先，許多廢棄物資源市場還根本沒有發育起來，或根本不存在，如廢舊電池回收后無處送；有些廢棄物資源市場雖然存在，但價格不合理，如回收資源市場價格高于自然資源價格。由于自然資源價格只反映了勞動和資本成本，沒有反映經濟活動中自然資源消耗的機會成本，造成了自然資源的大量耗用和浪費，也造成潛在和前端廢棄物的大量產生及末端廢棄物污染物的無度排放。
其次，即使廢棄物資源存在市場，市場失靈還表現為競爭不足。有效市場應具備賣者買者眾多、進入市場障礙較小的特點。然而，我國的廢棄物管理一直被視為社會公益事業，由政府一家包攬，政府部門既是監督機構，又是管理部門和執行部門，主要費用由政府撥款，缺乏競爭機制而產生低效，造成廢棄物排放量越來越大，污染越來越嚴重，廢棄物治理的負擔也越來越重。
廢棄物資源的公共物品屬性
公共物品具有兩個特征：一是消費的非排他性，即個人對公共物品的消費不影響其他消費者對同一公共物品的消費；二是供給的不可分性，即為一個消費者生產公共物品就必須為所有消費者生產該物品。在許多情況下，個人不管付錢與否，都不能從公共物品的消費者中被排除，如，有效處置廢棄物減少了污染而使生態環境清晰，不可能把其中任何一人從這清新的生態環境中排除出去。因為沒有人能夠被排除，消費者不會為消費清新的生態環境這一公共物品而付錢。消費者不付錢，私人企業賺不到錢，就不愿意通過減少廢棄物的產生或者提高廢棄物的資源化效率，來提供清新的生態環境。
從廢棄物資源配置市場失靈的3個方面，我們可以看出，市場失靈的產生主要在于廢棄物資源的外部性問題。“看不見的手”的定理，要依賴于一個隱含的假設：單個經濟個體的經濟行為對社會上其他人的福利不產生影響，即不存在外部性。但是對廢棄物資源來說，這一假定往往不能成立。根據外部性理論，廢棄物資源外部性包括兩個方面：
外部經濟，即存在外在利益。如A經濟個體因采用先進技術實行清潔生產而避免了潛在和前端廢棄物的產生，節約了自然資源，保護了環境，給社會帶來利益，但它自己并不能由此得到補償，此時這一經濟活動的私人利益就小于該活動帶來的社會利益，該經濟個體就不會持續進行此類經濟行為。
外部不經濟，即存在外在成本。如B經濟個體沒有實行清潔生產而大量消耗自然資源并大量排放潛在和前端廢棄物，破環了生態環境，給社會其他人帶來了危害，但其并不由此而支付足夠抵償這種損害的成本，此時該經濟活動所付出的私人成本就小于該活動所造成的社會成本，于是該經濟個體就會無所顧忌地不斷堅持此類經濟行為。
如何鼓勵A經濟個體持續其清潔生產這一經濟行為，而遏止B經濟個體不合理的經濟行為，外部性內部化是最好的選擇，即矯正由于外部性而造成的市場機制對廢棄物資源配置的失效。
2、政府失靈是廢棄物成災的另一制度根源
在現實經濟生活中，長期以來對廢棄物資源外部性問題的忽視，導致了自然資源的濫用，形成了日益嚴重的資源枯竭和環境惡化兩大災難性問題。可以說，外部性內部化是實現廢棄物資源有效配置的關鍵和難點。
根據微觀經濟學原理，要實現外部性內部化，有兩種途徑：
第一，運用科斯定理解決外部性內部化問題
通過明晰產權，使難以交易的外部成本或利益進入可交易的市場體系，雙方可以通過交易來解決外部性問題。因為明確的產權及其轉讓特性可以使私人成本(或利益)與社會成本(或利益)趨于一致，即不存在外在成本或利益，也就不存在外部性了。
第二，運用政府干預實現外部性內部化
政府干預可分為兩類：直接管制，包括行政和法律手段；經濟政策，包括稅收(抑制)和補貼(激勵)兩種手段。
通常情況下，政府會采取經濟政策來糾正外部性所造成的廢棄物資源配置的市場失靈。政府經濟政策的干預并不是直接干預經濟個體的經濟行為，而是改變影響經濟個體經濟行為的條件(成本或收益)。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經濟個體在條件改變之后，也必然會改變自己的經濟行為，從而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也就是說，政府經濟政策的作用仍然是通過市場機制來實現的，所以這種政策并不是政府對市場機制的干預，而只是改變了影響市場機制的某些條件，即：當存在外在成本時采取稅收等限制性手段，扼制經濟行為的發生，當存在外在收益時，采取補貼政策等激勵性手段，鼓勵經濟行為持續進行。
可以看到，政府在廢棄物資源配置過程中具有矯正市場失靈的作用。但政府干預往往未能制定有效扼制廢棄物排放并規范自然資源循環回收利用的廢棄物政策，或者已制定的其他政策尤其是經濟發展政策(旨在追求傳統經濟考核指標，如GDP等)，卻在加重市場失靈。這種情況稱為政府失靈，就廢棄物資源來說，政府失靈表現在兩個方面：
缺乏循環型特征的廢棄物管理政策
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之前，全球廢棄物政策視點均停留在末端廢棄物的治理問題上，從而形成了以“廢棄物處理法”為特征的廢棄物管理政策；到80年代中期，廢棄物政策視點已部分轉移到前端廢棄物減量措施上，形成了以“廢棄物排放法”為特征的廢棄物管理政策；進入90年代，廢棄物政策視點進一步轉移到潛在廢棄物和前端廢棄物減量的全過程控制對策上，而形成了以“循環經濟廢棄物法”為特征的廢棄物管理政策，而且，資源利用模式也由“原料――產品――廢棄物”的單向運行轉變為“原料――產品――原料”的循環運行。廢棄物政策視點的演進過程及資源利用模式的轉變也從側面說明，目前確實缺乏循環型特征的廢棄物管理政策。
其他政府政策尤其是經濟發展政策的溢出效應
政府不僅有責任出臺廢棄物管理政策，同時也負責旨在實現社會和經濟發展目標的政策制定，而這些政策無意間對廢棄物問題產生了溢出效應，即這些政策加劇了廢棄物的大量排放。如，產業政策旨在追求產業部門的盈利率，而這必然帶來自然資源和環境容納力的過載；投資政策雖帶來了區域經濟總體水平的提高，但也造成了區域生態環境的惡化；資源綜合利用政策針對于生產領域卻忽略了消費領域中存在的問題。
廢棄物成災的制度根源――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導致了廢棄物資源的配置失效。但廢棄物問題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由于人們的制度安排出了毛病。所以，廢棄物資源循環利用的制度創新是徹底根除廢棄物災難的必由之路。
三、構建綠色經濟制度體系，促進循環經濟制度創新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是一個社會的游戲規則，……是為決定人們的相互關系設定的一些制約。制度構成了人們在政治、社會、經濟方面發生交換的激勵結構”。制度及其變遷和創新是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內生變量，有效的制度才能把土地、資本、勞動和技術、知識等生產要素的潛在生產力轉變為現實生產力。有了制度，這些生產要素才得以充分發揮其功能。在某種意義上，資源配置也是由特定制度所支配的。
對廢棄物資源來說，盡管廢棄物是放錯地方的財富，但我們卻越來越被這些“財富”所困擾，學術界人士稱之為“財富的災難”。那么，原因何在呢?筆者認為，導致“財富的災難”的根源在于廢棄物資源管理制度的低效。表現為：缺乏一種能夠把廢棄物潛在資源優勢轉變為現實經濟優勢的制度環境；缺乏一整套廢棄物資源循環利用管理的制度框架；缺乏一種公平競爭、真正體現經濟個體利益的制度環境。現存的廢棄物末端管理制度運行效率低，表現為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廢棄物規則把人們的努力與報酬相聯系的程度降低；此外，人們的廢棄物意識、法制觀念和創新意識淡泊，思想觀念傳統守舊，從廢棄物產生到處置整個過程缺乏激勵性制度安排，針對廢棄物源頭控制和循環回收利用的經濟動力，缺乏一種有效的制度保障。
廢棄物循環利用管理制度創新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采取多方面的綜合措施，其中的切入點是構建綠色經濟制度體系。簡單說，就是要更換經濟行為的主要規則和考核指標，用綠色經濟規則和指標，作為今后經濟行為的“指揮棒”。
當今世界各國包括我國在內，對怎樣計劃、評估生態環境破壞與資源浪費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對怎樣計算保護環境、治理污染、保護生態、挽回資源損失所必須支付的投資，都已積累了一些初步經驗，形成了一套初步可行的評估、計算方法。因此，綠色經濟制度體系的概念，完全可以量化而投入實際操作。
用綠色經濟制度體系這個新的“指揮棒”去規范和考核人們經濟行為的業績，對加強廢棄物資源的循環利用，促進循環經濟發展有兩大作用：激勵和遏制。
各種經濟制度的建立與實施，可以大大鼓舞那些率先實行高資源循環利用率、低廢棄物和污染物排放的經濟行為。因為資源循環利用率越高，自然資源消耗越少，潛在和前端廢棄物產生量越少，末端廢棄物資源化率越高，其經濟行為的環境經濟效益就越大。這就能夠激勵經濟個體進一步采取科學的、先進的經濟技術措施，去更好地實現廢棄物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把經濟行為真正建立在循環經濟基礎之上。
以上各種經濟制度的嚴厲貫徹執行，可以迫使經濟個體不得不放棄傳統的高消耗、高污染的經濟行為。因為資源消耗及潛在與前端廢棄物排放越大，經濟行為的環境經濟效益就越小，從而就能夠有效地迫使經濟個體采取果斷的經濟技術措施去轉變經濟行為，以實現廢棄物的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逐步回到循環經濟的軌道上來。
由此看來，綠色經濟制度體系這個“指揮棒”如果運用得好，執行得嚴，再加上健全、有力、配套的法律經濟行政措施，不僅是實現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的廢棄物循環利用管理制度的切入點，而且在循環經濟發展方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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