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造成的沖擊波仍在持續蔓延。各國政府推出的大規模經濟刺激方案如何兼顧長期低碳發展戰略、如何設計經濟“綠色復蘇”方案，近來成為熱議話題。在日前舉行的“新冠疫情之后，經濟刺激方案如何推動低碳、韌性經濟轉型？”線上研討會上，多位專家學者認為，在制定和實施宏觀、投資政策過程中，應強化金融領域綠色激勵機制，避免過去“高碳鎖定”的傳統投資模式。以數據中心為典型的新基建需要大量能源資源作為運行支撐，此輪新基建投資中要避免重蹈“高污染”覆轍，不宜為短期經濟刺激而放松對煤電建設規模的控制。
“綠色復蘇”可能嗎？可行嗎？
國際能源署今年4月在其旗艦報告中預測，新冠疫情造成的能源需求下降可能讓2020年的全球碳排放下降8%。然而，國際能源署同時提出，在全球封鎖狀態解除后，碳排放將會反彈，且反彈程度將會和各國采取的經濟復蘇計劃密切相關。從歷史經驗來看，疫情等外部因素對碳排放的削減作用是暫時的：2008年金融危機后，全球碳排放在2009年短暫下降，但在2010年迅速反彈至歷史最高值，年均增長速度也刷新了自2003年來的記錄。
全球性危機后的短期經濟刺激注定與綠色發展背道而馳嗎？牛津大學聯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和知名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近期發布的研究報告不這么認為：只要政策設計得當，經濟刺激措施可以實現經濟增長和低碳轉型的雙贏，并且，低碳、綠色的經濟刺激措施對經濟的長期拉動效果更為顯著。
在國際上，盡管世界仍然籠罩在疫情陰影之下，有關“綠色復興”的討論已經展開。4月中旬，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呼吁，歐盟應將“綠色協議”（Green Deal）納入經濟復蘇的方案中，氣候投資上的先發優勢至關重要，而尋找到合適的投資方向將是關鍵。芬蘭政府成立了專門工作組來起草疫后經濟刺激計劃，其中專門有用來回應氣候災害和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問題。德國總理默克爾則表示， “歐洲的經濟復蘇的努力不能僅僅是延續我們在疫情之前的行為，而必須與氣候變化、創新交通、以及數字化轉型直接掛鉤”。
受疫情影響，中國政府在全國兩會期間宣布了規模空前的財政政策：今年財政赤字率達3.6%以上，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未曾有過的數字；發行1萬億元抗疫特別國債；全年為企業新增減負超過2.5萬億元，大于去年減稅降費總額；地方專項債擬安排3.75萬億元，比去年增加1.6萬億元。據澎湃新聞統計，財政赤字、特別國債、地方專項債三項合計約為8.51萬億元，較去年增加了3.6萬億元。
基于這一大背景，中國需要一份怎樣的經濟復蘇方案？是一個環境友好型、低碳的刺激方案，還是像過去曾經發生過的，會創造很多污染及大量碳排放的棕色刺激方案？
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主任、清華大學綠色金融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馬駿在前述線上論壇上表示，疫情過后，我國將有大量資金投入到基礎設施和消費項目，這些投資項目和消費刺激措施對未來的環境和碳排放將產生重要和長遠的影響。“這些項目、尤其是基建項目，會提前鎖定未來三十年、甚至五十年的碳排放和環境影響。也就是說，今后兩到三年里規劃和設計的項目會在未來幾十年內對環境造成影響。如果現在不去討論這些項目的綠色化程度，再過五年十年你會發現，太晚了。”
馬駿及其團隊擔心的是，從國內幾個省份已公布的新一輪投資計劃來看，這些省份規劃中的綠色項目占全部投資的比重與五年和十年之前相比并沒有提高，依然是10%，“綠色發展”理念還沒有落到實處。他認為，中央應該要有明確意見，發布類似《關于提高新一輪基建綠色化程度的指導意見》，拿出具體措施，要求和督促地方積極落實。為了避免走上“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馬駿建議大幅增加綠色項目占新一輪基建項目的比重。對不屬于綠色項目的其他新建項目，要強化環境氣候影響評估，鼓勵金融機構在此類項目貸款審批中進行ESG（環境、社會和治理）評級，同時強化此類項目透明度，披露環境影響等信息。
他還建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可以發行綠色特別國債和綠色專項債，引領企業和金融機構參與綠色投資。
基建擴張，如何規避高碳老路？
原環保部國際司司長、現擔任國際金融論壇聯席秘書長兼全球綠色增長中心主任的唐丁丁認為，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凸顯了世界范圍“去全球化和去規則化”的趨勢，為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協調與合作帶來挑戰。不過，包括歐盟、英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都呼吁并堅持將氣候變化和綠色發展作為應對疫情、恢復經濟的重要舉措。
唐丁丁提醒說，在“新基建”投資計劃的建設中，特別是數據中心、5G發展、新能源汽車充電樁、特高壓等基礎建設投入使用后都需要大量的能源支持，從而會急速推高能源需求與消耗，應予以關注。“環境問題有很多來自于重基建和重工業的發展。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經濟刺激計劃中，大量資金投向重工業、基礎設施、能源原材料領域，某種程度上為后來較為嚴重的霧霾問題積累了條件。”當大量基礎設施建設帶來能源需求回升，是發展火電還是其他能源品種？疫情過后的經濟振興計劃中應重視有效控制煤電建設規模以及可能新增的煤電和化石能源帶來的大氣污染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原國家發改委氣候中心主任李俊峰更顯樂觀。“從高碳向低碳這條路，已經走通了，并在不斷改善，所以我們不會回到十幾年前、二十年前。”
李俊峰認為，經過近二十年的努力，我國能源結構不斷優化，清潔化發展有目共睹。特別是近幾年，推動能源革命以來，我國實施了“調整能源結構、減少煤炭消費、增加清潔能源供應”的工作總方針，能源消費中煤炭占比從2012年的72%降到2019年的57.7%，煤電占比從過去的75%降到62%。2015年-2020年，我國煤炭消費量實現零增長，發電量增加1.6萬億千瓦時，煤電只增加了6000億千瓦時。“十四五”時期在經濟從高速度向高質量發展轉型的方針下，基礎設施建設的擴張不會走上高碳發展的老路。低價新能源已經出現，連續十年可再生能源在全球新增能源中占主要地位，非化石能源超過化石能源已是大勢所趨，不會扭轉。
能源與氣候變化領域資深觀察人士、本土公益機構創綠研究院理事楊富強表示，經濟刺激方案會對未來產生重大影響，應該高度重視各種投資方案，在救民生、救經濟的同時，不能忽略綠色發展。新基建是促進消費型的，也是科技增長型的，人才培育型的，包括5G、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城際公路和軌道交通以及城市軌道交通。“新基建對能源發展和電力需求產生很大影響。我國的能源發展戰略轉型要將可再生能源和節能放在首位，加大特高壓輸電和配電網建設，提高對電動汽車充電樁的投資。同時抑制新煤電廠的建設和減少煤電裝機容量，加強電氣化投資，實現零碳城市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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